作者：田沈生

那是1968年的上半年，文革這把火已經燒了快兩年了，北京中學校園裡的「革命」早已落潮，大字報、大批判、激烈的派仗，漸行漸遠，再也提不起大家的興趣了。「複課鬧革命」雷聲大，雨點小，最終流產。平日校園裡，除了開飯的時間，幾乎見不到有人在走動。很多同學根本不來學校，有些人一年半載也見不到一面。那時住校的同學不多，小貓三兩隻，學校開始恢復昔日的寧靜。不同的是，失去讀書聲的校園，給人更多的是一種落寂與荒涼的感覺。

說起來，年輕人總是耐不住寂寞，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年紀，雖說無所事事，整日也閑不住。那時，我與朋友鄭君「盤踞」在校園偏僻的角落，昔日的理髮室成了我們的窩居，在裡面當起逍遙派，夜伏晝出，無拘無束，很是愜意。自打文革開始，理髮師傅早已去向無蹤，住在那裡最大的好處是安靜，室內有水有電，洗漱煮食十分方便。那些日子裡，閑了，我們或是閉門讀書，或是外出遊玩，無線電、半導體也算是另類的「路線鬥爭」；餓了，或是去食堂打飯，或是用電爐煮麵條稀飯；饞了，兩人湊點零錢去小飯館搓一頓。通常是在周末回趟家，與父母打個照面，順便帶回一些米面油鹽。那時，在大學工作的父母也身處文革的激流之中，誠惶誠恐地度日，根本顧不上子女。作為沒有書讀的中學生，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算是十年動亂里最值得懷念的一段生活了。

記得有一天，是軍宣隊還是當時管理學校的什麼人跑來叫我去辦公室，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核實。來人一臉嚴肅，似乎真有大事要發生。我不敢怠慢，一路小跑，緊隨而去。

辦公室里，有幾個人坐在那裡低聲交談，神情肅穆，看裝束打扮就知道是外地來京的外調人員。文革時期，流行外調，全國各地，屁大點事就會派人出去調查，反正坐火車不要錢，順便遊山玩水，到處逛逛，公私兼顧，何樂不為？

「你是高二*班的同學？」我還沒有落座，已經有人開始發問了。

「聽說去年你去過江西？」

「去年我們學校去過江西的人多了，還有兩位同學慘死在南昌城外的亂槍之下。有什麼事嗎？」我頗有些警惕地反問。

「這我們知道。你與廖*林是同班同學嗎？」

「沒錯，去年4月，我正是與廖一起從北京出發去的江西。」我暗自琢磨，找我到底是為什麼事呢？

「能不能請你給我們講述一下你們去江西的具體情況？」聽對方口氣比較委婉，我心裡踏實了許多。

那時的外調五花八門：追查歷史的，核實現行的，有的沒的，七大姑八大姨，老死不相往來的，都要給你查個人仰馬翻。外調人員也是魚龍混雜，看菜下飯，嘴臉不同：對行政級別高又沒有「被打倒」的，他們小心翼翼，笑臉相陪，唯恐得罪；對黑五類，走資派，他們居高臨下，聲色俱厲，顯盡威風。從他們的表現，你可以判斷出自己的處境。必須說明的是，在等級制度森嚴的社會裡，人性很難得，最不缺乏就是打手與惡棍。有時，這些傢伙往往比主子更加可惡，更加難纏。所以，那時不管什麼人，面對外調人員時總是要加倍提防，避免給自己或是親朋好友招惹麻煩。

既然人家客氣，咱也主動配合。況且時隔一年，記憶很清晰，我便從出發開始講起：

1967年4月，文革進入最為詭譎的時期，全國各地革委會相繼成立，各派大聯合卻又大打出手。開始棍棒石塊，繼而真刀真槍，你攻我防，熱鬧非凡。天子腳下的北京也不太平，大學在打，中學在斗。武鬥死人的消息此起彼伏，早已不再是新聞。同班同學廖*林為人一向低調，很少關心和參與學校里的文革運動，經常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他聽說江西兩派劍拔弩張，形勢危急，也想順便去革命聖地井岡山看看、逛逛。或許認為時局動蕩，出遠門有個伴兒好些，於是他便找到了我。兩個血氣方剛的毛頭小伙，一拍即合，說走就走。

我們從北京站乘南下的火車，經鄭州、武漢，在株洲換車，4月下旬到了南昌。那時的南昌氣氛相當緊張，一派退守，一派圍城，揚言「農村包圍城市」，即將「血洗南昌」。城裡大部分商店已經關門閉戶，街道上行人稀少，不時有各類武裝人員乘卡車或是列隊通過，帶有高音喇叭的廣播車來回穿梭，呼籲人們「誓死保衛南昌」，隨時準備抗擊「來犯之敵」。夜晚，城裡城外不時傳來陣陣槍聲，在夜空中久久回蕩，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大戰在即，處處風聲鶴唳。

我倆剛到，人生地不熟，經常在空蕩的大街上閑逛，也曾到南昌起義紀念館裡尋找槍支。怎知，晚來一步，能用的早被人搶光了，只好將出土的，已經拉不開栓的殘破手槍，包上一塊紅綢布，別在腰裡給自己壯膽。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很搞笑。沒過幾天，我在江西醫學院遇到了北京商學院的老張，他當時是南昌城裡的風雲人物。他介紹我到南昌鐵路局造反派組織辦的《鐵道風雷報》里當攝影記者。據說是要拍下一些武鬥場面與傷亡人員的照片，上交中央領導，反映江西文革的危急狀況。滿懷革命壯志的我，十分敬業地接受了這份極具挑戰性的任務，廢寢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行的廖君不以為然，他依舊堅持要去吉安，上井岡山，我倆就此分道揚鑣。隨後幾天，聽說他在吉安遇險，被對立派抓捕。那時的小道消息五花八門滿天飛，真假難辨，聽說也就聽說，根本無法核實，加上那陣子我確實很忙，整天挎著相機，開著吉普車到處跑，沒時間細想，也就沒往心裡去。

「這就對了！」我說到這裡，有人插話。

「廖*林同學在吉安生米鎮被捕後遇害。前一陣，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經群眾舉報，兇手落網。殘害他的兇手已經供認不諱，講述作案經過，指認作案現場，我們這次來北京就是要落實這件命案。」

我聽了大吃一驚，幾乎同時喊了起來。

「不可能！你們一定是搞錯了！」

「怎麼會搞錯？廖和其他幾位遇難人員的遺體已經被挖掘出來了，這是當場拍攝的照片。」有人把幾張照片推到我的面前。

「這怎麼可能，上個月我還見到了廖*林。他家住在北大蔚秀園，離學校很近，不信，我可以帶你們去核實。」我看也沒看一眼照片，胸有成竹地說。

接著，我把廖後來給我講述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講給他們聽。

廖是乘船去的吉安。由於天氣悶熱，傍晚他在甲板上睡著了。怎知，這艘木船突然遭到對立派船隻的攻擊，兩船相撞，廖和一些人落水了。隨後，他們被對方用長竹竿打撈上岸，經過審訊，關押起來。半夜時，有聽懂當地方言的人悄悄告訴他們，對方打算將他們處死，為自己一方死難的人員報仇。大家一聽，慌了神。那陣子，江西武鬥十分激烈，槍來炮往，死傷慘重，最後雙方都殺紅了眼。常常出現親朋好友被打死，抓住俘虜報仇雪恨的慘劇。我作為「戰地記者」，親眼見到並拍下了被捆綁在樹上槍殺或是用刺刀捅死的血肉模糊的屍體。說起來，人真是奇怪的動物，第一次見到這樣血腥的場景，我渾身發抖，膽戰心驚。後來見多了，習以為常。竟敢獨自一人，打著電筒，在冰凍的冷藏車廂里，為成堆的死人逐個拍照。戰場上的死者，大多肢體殘缺，嘴斜眼歪，面目猙獰。當時的我，還不到20歲，與他們近距離接觸，卻絲毫沒有感到恐懼與恐怖。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言歸正傳。當時，廖和一起被關押的人聽到死亡的消息，害怕過後，決計拚死一搏。午夜，他們趁看守人員鬆懈時，撬開後窗，逃了出來。他們慌不擇路，在漆黑的稻田裡，深一腳淺一腳地拚命奔跑，終於擺脫了後面的追兵。沒想到，一個晚上，沒吃沒喝，竟然從江西跑到了福建，才算鬆了一口氣。可見，求生的慾望，真的可以產生常人無法解釋的巨大能量。後來，廖從南昌回到了北京。

望著桌上的照片，我們都懵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位稀里糊塗頂著廖*林的名字死去的人是誰？怎麼會發生這樣可怕的荒唐事？對於我的同學廖*林來說，真真切切地有過死裡逃生的經歷，實屬萬幸。可是，那位「冒名頂替」的死者呢？他也是父母生，父母養，活生生的一條生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殘害了。十年文革，血跡斑斑，罄竹難書，是一場空前絕後的全民族的浩劫。中華大地，上上下下，幾乎無人可以倖免。這場動亂，無論過去多少年，至少給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2015年11月1日悉尼

後記：1968年下半年開始，同學們各奔前程：黑龍江、內蒙、雲南軍墾兵團，山西、陝西插隊落戶，也有小部分留在京西門頭溝煤礦挖煤。我於1969年1月來到了陝北宜川縣插隊，我意外地遇見了廖*林，原來他也來了。2014年10月，我們相約故地重遊，一同回到了闊別幾十年的陝北，觸景生情，感嘆一番。順便提一句，在理髮室蝸居的朋友鄭君在京西煤礦挖煤十年，恢復高考後上學，畢業留校，竟然官運亨通，一路高升，官至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正局級退休，可謂「煤黑子」揚眉吐氣。最有意思的是，他還成了我的表妹夫。當然，這是我牽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