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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澳洲】老局长,我们没忘记您

那天我们谈起了上海书画界的情况,在谈到大风堂门人逐年凋零时,他后悔在位时没有多为他们留一些资料。他拿出多年的收藏给我看,记得有赵谦之的书法和虚谷的册页,还有有一张董邦达的山水长卷,城墙山水,画得非常恭细……
人在澳洲

首先要感谢发明微信和现代传媒的科学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发明,或许无数的明星,只是舞台上的瞬间过客,抑或街头艺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发明,或许北京的声音不可能瞬间传达到每个人的心田;如果没有他们的发明,或许我就不可能在微信上看到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兄的大作——《怀念王国忠先生:文史笔丛留辉煌》。

王国忠先生是沈德飞兄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领导,是引导沈德飞兄走上编辑出版之路的引路人,也是引导我走上编辑出版引路人。

文革初期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那时我结识了老干部杨石平先生。

杨石平是无锡太湖游击队的政委,解放后分配在上海铁路局当处长,后来因受「黄逸峰事件」的牵连,被发配往上海手工业局技校当校长。文革期间遭批斗,赋闲在家研读《红楼梦》,有空常来我家聊天,因他名字中有个「石」字,所以怀才不已,常嗟叹「顽石无才去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那时我在工厂当学徒,年少志大,充满失学的苦闷,也夜半闭门,研读红楼,于是俩人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出国。

杨石平和王国忠是老乡,年轻时同在无锡团市委工作,我认识王国忠是由杨石平介绍的,但因他俩是老干部,我是一名卑微的文学青年晚辈,对他俩很是恭敬,称呼他们,一个叫「老杨伯伯」,一个叫「老王叔叔」,直到王国忠先生成为我的局长后,我私底下还这样称呼他。

我在老杨伯伯家见过王国忠先生几次,我们三个人都是无锡人,在一起都用无锡话交谈。我读过他的科幻小说《黑龙号失踪》,我以后写科幻小说,也是受到他的影响,但由于我和他社会地位的悬殊,一段时间几乎没有来往。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从工厂调往少儿出版社,被分配在张伯文总编的麾下,帮助戴山筹办《少年科学》,《少年科学》和《十万个为什么》同属自然科学编辑室领导,而王国忠先生调往出版局当局长前,就是自然科学编辑室的老主任兼副社长。

王国忠先生虽然当了局长,但对自然科学编辑室的工作还是十分关心,他每次来少儿社,在楼上社长室谈完工作后,必来我们科室看望大家,因为我是分工编辑科幻小说的,有时他会问最近科幻小说的来稿和作者情况。那时当局长的没有汽车,他珵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常常习惯停在我办公室的窗外。

王国忠先生虽然是高我好几级的领导,但暗下还是关心和培养我的,那时全国科普创作协会要出一套全国性的丛书,他特意关照自然科学编辑室的主任曹燕芳女士,要我挑重担,让我单独完成。

一九八七年我的长篇小说《张大千演义》出版,我去局里给他送样书,他很高兴。他接过书,翻阅版权页,当看到是外地出版社和印数的时候,责怪我,这么好的题材,为什么不告诉我在上海出版,像这样的题材,可以增加很多印数,那天他很高兴,他鼓励我在搞好编辑工作外,业余时间多搞些创作,还聊了许多民国时上海画坛和张大千的故事……

(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不久我去了澳大利亚。

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国,去华山路对面的公寓探望他。我依然叫他「老王叔叔」。那时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局长和下属的关系了,所以像老朋友一样,大家谈得很轻松随意,他告诉我《上海文史》改刊为《世纪》双月刊了,希望我写些文章,还送了我几本样刊。那天我们谈反右的风波,文革的骚乱,我跟他谈起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的情况和国外的反应时,他说他儿子在法国,不久前他刚从法国回来,都知道。我们还谈到天平天国运动对无锡家乡的破坏,他对被民间称作「长毛造反」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称做革命运动而表示不解……我告诉他在调往文史馆前下面的一些传闻,他说他都知道。隔日,他还请我到思南路的蓝村吃了午饭。他知道我在研究张大千和「大风堂」,特地帮我联系张大千的女弟子厉国香和他的夫君王治平先生,介绍我去采访,同时还介绍裱画大师严桂荣和当过法租界特级督察长的薛耕莘先生,以后我和这些老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尤其是薛耕莘先生,几次采访后,他把撰写的「上海冒险家乐园」一书的底稿和有关资料,都给了我,可惜这些前辈逐年凋零了。

二零一二年我回国,再一次去探望王国忠先生,他已经搬进了瑞金南路的新家。他告诉我一九九七年就离休了,现在无官一身轻,在家跟太太一起写字作画,日子过的很闲适。我问他「老杨伯伯」近况如何? 」

他感伤地说:「杨石平同志已经过世了。」
我说:「老杨伯伯好像比你年轻呀?」

他说:「老杨想不开,退休后,感觉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习惯,心态不好,影响健康。」

那天我们谈起了上海书画界的情况,在谈到大风堂门人逐年凋零时,他后悔在位时没有多为他们留一些资料。他拿出多年的收藏给我看,记得有赵谦之的书法和虚谷的册页,还有有一张董邦达的山水长卷,城墙山水,画得非常恭细……

岁月无情,时光荏苒,在沈德飞兄的大文中知道,王国忠先生已经逝世十周年了,他逝世时,我不在国内,没有为他送行,只能在这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抱歉地喊一声:「王叔叔,我的问候迟到了,我和德飞兄一样,我们后一辈人没有忘记您!」

 

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于悉尼食薇斋窗下

作者:王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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