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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澳洲】老局長,我們沒忘記您

那天我們談起了上海書畫界的情況,在談到大風堂門人逐年凋零時,他後悔在位時沒有多為他們留一些資料。他拿出多年的收藏給我看,記得有趙謙之的書法和虛谷的冊頁,還有有一張董邦達的山水長卷,城牆山水,畫得非常恭細……
人在澳洲

首先要感謝發明微信和現代傳媒的科學家,如果沒有他們的發明,或許無數的明星,只是舞台上的瞬間過客,抑或街頭藝人;如果沒有他們的發明,或許北京的聲音不可能瞬間傳達到每個人的心田;如果沒有他們的發明,或許我就不可能在微信上看到上海文史館副館長沈飛德兄的大作——《懷念王國忠先生:文史筆叢留輝煌》。

王國忠先生是沈德飛兄的老領導,也是我的老領導,是引導沈德飛兄走上編輯出版之路的引路人,也是引導我走上編輯出版引路人。

文革初期我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那時我結識了老幹部楊石平先生。

楊石平是無錫太湖游擊隊的政委,解放後分配在上海鐵路局當處長,後來因受「黃逸峰事件」的牽連,被發配往上海手工業局技校當校長。文革期間遭批鬥,賦閑在家研讀《紅樓夢》,有空常來我家聊天,因他名字中有個「石」字,所以懷才不已,常嗟嘆「頑石無才去不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那時我在工廠當學徒,年少志大,充滿失學的苦悶,也夜半閉門,研讀紅樓,於是倆人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友誼一直保持到出國。

楊石平和王國忠是老鄉,年輕時同在無錫團市委工作,我認識王國忠是由楊石平介紹的,但因他倆是老幹部,我是一名卑微的文學青年晚輩,對他倆很是恭敬,稱呼他們,一個叫「老楊伯伯」,一個叫「老王叔叔」,直到王國忠先生成為我的局長後,我私底下還這樣稱呼他。

我在老楊伯伯家見過王國忠先生幾次,我們三個人都是無錫人,在一起都用無錫話交談。我讀過他的科幻小說《黑龍號失蹤》,我以後寫科幻小說,也是受到他的影響,但由於我和他社會地位的懸殊,一段時間幾乎沒有來往。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從工廠調往少兒出版社,被分配在張伯文總編的麾下,幫助戴山籌辦《少年科學》,《少年科學》和《十萬個為什麼》同屬自然科學編輯室領導,而王國忠先生調往出版局當局長前,就是自然科學編輯室的老主任兼副社長。

王國忠先生雖然當了局長,但對自然科學編輯室的工作還是十分關心,他每次來少兒社,在樓上社長室談完工作後,必來我們科室看望大家,因為我是分工編輯科幻小說的,有時他會問最近科幻小說的來稿和作者情況。那時當局長的沒有汽車,他珵亮的永久牌自行車,常常習慣停在我辦公室的窗外。

王國忠先生雖然是高我好幾級的領導,但暗下還是關心和培養我的,那時全國科普創作協會要出一套全國性的叢書,他特意關照自然科學編輯室的主任曹燕芳女士,要我挑重擔,讓我單獨完成。

一九八七年我的長篇小說《張大千演義》出版,我去局裡給他送樣書,他很高興。他接過書,翻閱版權頁,當看到是外地出版社和印數的時候,責怪我,這麼好的題材,為什麼不告訴我在上海出版,像這樣的題材,可以增加很多印數,那天他很高興,他鼓勵我在搞好編輯工作外,業餘時間多搞些創作,還聊了許多民國時上海畫壇和張大千的故事……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不久我去了澳大利亞。

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國,去華山路對面的公寓探望他。我依然叫他「老王叔叔」。那時我們之間已經沒有局長和下屬的關係了,所以像老朋友一樣,大家談得很輕鬆隨意,他告訴我《上海文史》改刊為《世紀》雙月刊了,希望我寫些文章,還送了我幾本樣刊。那天我們談反右的風波,文革的騷亂,我跟他談起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的情況和國外的反應時,他說他兒子在法國,不久前他剛從法國回來,都知道。我們還談到天平天國運動對無錫家鄉的破壞,他對被民間稱作「長毛造反」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稱做革命運動而表示不解……我告訴他在調往文史館前下面的一些傳聞,他說他都知道。隔日,他還請我到思南路的藍村吃了午飯。他知道我在研究張大千和「大風堂」,特地幫我聯繫張大千的女弟子厲國香和他的夫君王治平先生,介紹我去採訪,同時還介紹裱畫大師嚴桂榮和當過法租界特級督察長的薛耕莘先生,以後我和這些老人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尤其是薛耕莘先生,幾次採訪後,他把撰寫的「上海冒險家樂園」一書的底稿和有關資料,都給了我,可惜這些前輩逐年凋零了。

二零一二年我回國,再一次去探望王國忠先生,他已經搬進了瑞金南路的新家。他告訴我一九九七年就離休了,現在無官一身輕,在家跟太太一起寫字作畫,日子過的很閑適。我問他「老楊伯伯」近況如何? 」

他感傷地說:「楊石平同志已經過世了。」
我說:「老楊伯伯好像比你年輕呀?」

他說:「老楊想不開,退休後,感覺門前冷落車馬稀,不習慣,心態不好,影響健康。」

那天我們談起了上海書畫界的情況,在談到大風堂門人逐年凋零時,他後悔在位時沒有多為他們留一些資料。他拿出多年的收藏給我看,記得有趙謙之的書法和虛谷的冊頁,還有有一張董邦達的山水長卷,城牆山水,畫得非常恭細……

歲月無情,時光荏苒,在沈德飛兄的大文中知道,王國忠先生已經逝世十周年了,他逝世時,我不在國內,沒有為他送行,只能在這紀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際,抱歉地喊一聲:「王叔叔,我的問候遲到了,我和德飛兄一樣,我們後一輩人沒有忘記您!」

 

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於悉尼食薇齋窗下

作者:王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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