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未熬尽的生命
又是一个冰雪覆盖的冬季，吴梦香从张奎的坟头烧纸回来，两只眼睛哭红了，肿色如桃子。这次她没回家，而是直接向场部主管工人调动的劳资科去。她这个因在最底层所以从不和机关打交道的人，不得不去——是生存威胁逼迫着她去。
这一年，是1984年，已是张奎死后的第九个年头了。九年以来，她是怎样过的呢？前五年还倒可以凑合。这一来是因为工资有所增加，由原来的三十八元提高到四十四元，经济压力有所缓解，顾住母女两的日子，还可以节余几元钱，接济远在老家的母亲。凭这点收入，精打细算省出三百元，在母亲去世时，当安葬费寄回家去，虽来不及亲自送终，但也算尽了远在天边的女儿的一点孝心。二来，连队的人们见她为人不错，又可怜她们孤女寡母的艰难，困难的事，麻烦的事不找她，日子还可以过得去。
后四年就不行了，越来越艰难了，其原因没别的，就是因为来了连长崔仁忠。崔仁忠原来是沙河农场“疯子班”班长，又是“第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班长，按说，不但不能当干部，而且应当法办的。可是，大沙漠里的法像黄沙一样，是随风而流动的，这个风就是权力。尤小三书记制造了大量冤案，“一打三反”结束后不久，在受害人纷纷要求惩办整人的人时，尤小三发表讲话说：“虽然抓错了人，有些也被错判了，但运动本身没有错，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愿望没有错，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所以，积极投入一打三反的人，都是运动的骨干，都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都应该受到保护。而保护不保护这些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发的集中表现。”他这一说，在他领导下的干部不敢为此犯“路线斗争的错误”，崔仁忠当然也进入了保护行列。当时学习班一结束，尤小三就说崔仁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反修防修时负过伤，是有功的，便提升他到一个生产连队当副连长。当然，这都是尤小三被判刑以前的事。尤小三被判刑以后，曾提升为副场长的政治处王副主任，对崔仁忠也不重用了，总让崔仁忠在一个连队坐冷板凳。后来，“尤小三问题”被上级“纠错”了，继而当了副场长，再继而重新当了场党委书记之后，他便硬是要提崔仁忠当连长。靠尤小三的能量提上来的“王副场长”，自然不敢反对，崔仁忠便到垦荒连——已改为二十连的生产队任连长。农场有句顺口溜说：“连长连长，半个皇上。”这就是说，全连人都在他手心里握着，想怎样捏谁，就怎样捏谁。吴梦香在他手下，当然没好日子过了。
崔仁忠自从被抓钩穿了腰而割了一截肠子，持别是摘去一个肾之后，身体就再不那么强壮了，而且时常腰疼，性功能也大为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色欲殆尽，有时也有一定的要求，特别是遇到美貌的女子时。他调到二十连任连长，一来就发现连队食堂有个美丽的女工，名叫吴春妮。他立即想起来了，这个吴春妮就是自己在学习班想占有而不但没占上、反而为此弄出割肠子摘肾的那个女子。而今，她丈夫张海魁早死了，往事不提，这正是个好机会。于是，他装着与吴梦香素不相识而是在二十连初次见面的样子，同吴梦香打招呼，嘘寒问暖。而吴梦香咋能忘记这个人呢？她满面严霜，目如剑光，使崔仁忠明白，现在不是办“疯子班”和“第二学习班”的时候了，要制服一个女子不容易。于是，他无师自通地使用起几乎是所有的生产连队想搞女人的头头所使用的手段——先分派重活压她们。
他在班排劳力调整时，把吴梦香从食堂调出来，分到大田班。全连所有的班排中，最苦的是大田班排。大田班排的农工，每天必须踏着钟点上班，没有一点空闲供自己支配，而且劳动容易量化，如锄草，修渠，拾棉花，定苗等等。时间和劳动量形成一根铁钉，把每个大田班排的农工牢牢地钉在地里，夏让烈日晒，冬让寒风吹，一年到头没有轻松的时候。但这些，吴梦香都撑过去了。开始也是有些不习惯，难以适应，因为她来农场后，除了拉过几天爬犁，基本上没有干过太苦的活儿。可是毕竟是农村走出来的人，对使用农具并不陌生，需要的只是耐心和韧性。她的韧性和耐力就是不屈从于崔仁忠，力量就是由此而来的。每当她腰酸背疼，流大汗或受酷寒时，她就想起把自己的丈夫打成残废而死于车祸的仇人——崔仁忠那欲火闪闪的眼睛，就把承受一切的痛苦当成和仇人的抗争，从而把一个可怜而无强健之身的女人那高度的韧性发挥出来。她以志节为动力，以生命的损折为代价，适应了艰苦卓绝的一切劳动。
半年过去后，崔仁忠以为机会成熟了。有一次，包谷地锄草，地里闷蒸，蚊虫叮咬，人人难以煎熬。别人都干到前头去了，吴梦香和几个体弱的妇女成为落后者。扛着砍土镘的崔仁忠凑了过来，在她前面干了整整五十多米，待和她接头时，崔仁忠说：
“吴春妮，我看你干大田活吃不消。这样吧，这几天托儿所少个人，你去帮着带几天孩子吧。”
吴梦香冷泠地抛出一句：“随便！”
于是，吴梦香就到托儿所带孩子去了。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也没事。崔仁忠知道另一个保育员因事外出，托儿所只有她一个人带孩子时，便从大田溜回来，进了托儿所。他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如共有几个小孩子，多少小桌子小凳子，够不够用。吴梦香都用刚来，不知道来回答。崔仁忠问着问着，就朝近处凑，问她在大田干活舒服还是在托儿所带孩子舒服，说如果愿意，我可以永远让你在托儿所带孩子。说着说着，就要张开臂搂吴梦香。吴梦香迅速躲开他的胳膊，一个巴掌抡过去，重重地打在崔仁忠的脸上，旁边的小孩子都被吓哭了。崔仁忠狼狈而去，没几天，就又让吴梦香到大田班干活。
逼女子用其贞洁换一份轻松工作，以减少那苦役犯般的劳动，是不少当连长的惯用手段，在吴梦香身上没有成功，便用另外的法子治她。1983年，沙山农场实行土地承包制。各农场实行承包制的早晚不一样，有的1990年才搞，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农场开始是承包到组，没包到个人。包的办法是一个农工耕种连队一定数量的土地，给连队上交一定数量的利润，余下的是个人的收入。这个办法看起来简单而合理，但往往变成领导谋图私利和整职工的工具。因为每块土地的肥力和远近不一样，其中不出苗部分（如沙包，堿包）计算不一样，所以每亩上交多少也该不一样；在灌水期间，给水及时与否，实际上水量是否供给足了，化肥和种子的价格，都存在许多差别，有非常大的随意性。有众多因素，直接影响到农工个人的收入。一切承包中的问题，管理上都没有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或者说，有的连队根本就不想弄个科学具体，一清二白，就由连长和个别人说了算。看起来，一亩地交多少是一样的，实际上存在着千差万别。连长和个别人，就是在这千差万别中运用权力，搞远近亲疏，分彼此薄厚，使一些人肥，一些人瘦。所以，农场的顺口溜说：
连长手握一根绳，
绳子套着农工的命，
要你富，十万八万捞个够，
要你穷，亮起屁股喝北风。
农工为了富，就只好巴结连长。巴结的办法，就是给连长送钱，以求在地的亩数、用水及时以及核算方法上进行照顾。有些连长光凭这方面的进项，一年就捞四五十万。巴结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色相了，所以，农工的妻子女儿，便往往成为一些连长的占有对象。崔仁忠在吴梦香身上使用的第一个手段——用重活压没有成功，就借承包制使用第二个手段了：叫你穷得没办法时，再向我低头。
“全连注意，全连注意，今晚在连队大礼堂集合，签约1983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望准时到会，错过时机，就不签约了，连队不负责任……”冬季的一个晚上，连长崔仁忠在大喇叭上这样通知。这时的连队，已经有了大礼堂，不过仍然是土坯砌的。吴梦香已不住在地窝子了，但住的仍是土墙土顶的土房子。她只好从家里出来，往大礼堂去。
崔仁忠手上拿一把合同，上头的地号和亩数已经写好了，上缴数量也规定了，只要乙方签字就行了。这是农场签任何合同的规矩：事先把合同写好，领导和企业这一方作为甲方，职工个人作为乙方，甲方可以在合同上向乙方提出任何要求，不管乙方愿意不愿意就让乙方签字。作为职工的乙方若不签字，就是不服从领导分配。不服从分配，就把你“挂起来”没饭吃，时间一久，便作为自动离职处理，丢掉一切。其他合同，对每个职工大致都是一样的，但承包土地的合同可就大有差别了，其原因如上所述。崔仁忠手上的合同都写了地号，他想把哪块地给谁就给谁。吴梦香来到大礼堂时，不少人已各拿了一份。她走上前，崔仁忠把一份合同给她。她一看，是3支渠9号地。这块地，路远地薄，浇水又困难。她说：“上缴同样的钱，这块地我不包。”崔仁忠说：“你不包，再没了，自己找活干去！”
就这样，她不得不包那块地，种的是棉花。可是，风里来，雨里去，辛苦一年，年底一公布，竟然亏了1210元！第二年，换了一块地，仍然亏了1100元！她明白，付出的体力再多，也弥补不了地力的不足；流出的汗再多，弥补不了领导歪心眼所造成的损失。那年的亏，的确是因为地里的苗不长，那地太薄，施同样的肥，显然没别人的苗好，而上交的钱同别人一样多，咋不亏呢？而这年是因为水不及时。崔仁忠给她一块中等地，棉苗出得齐，长得好，较壮实，但别人的头次都浇过了，她的地还没浇水。崔仁忠也答应供水了，可是只浇了不到三分之一时，水没了。这一停水，就是十天，十天后再浇水，许多棉苗都旱死了。
吴梦香明知这是人家故意整她，可是还得咬紧牙关忍受。先前，把她放到大田干活，只要能吃下那份苦，崔仁忠就拿她没办法。而现在，吃比原先更多的苦，崔仁忠想治也能治住她。崔仁忠卡住了她的收入，而收入就是生命线啊。吴梦香就在这条生命线上挣扎，一个是不让崔仁忠的目的得逞，一个是要把小莲养育大啊！
小莲十二岁了，渐渐大了，也懂事了。她理解妈妈的痛苦和艰难。她知道家里穷，从不多花一分钱。在学校里，别的孩子吃冰棒——五分钱一支的冰棒，可她不买，可以说，十一二岁了，还不知那冰棒是什么味儿呢。她的铅笔，用得短到扣子大那一点，还舍不得扔，只要两个指头夹着能写，就用来写；作业本，不用到最后一页，是不舍得丢的。她把用不完的本子后面的纸撕下来，订成本子再用。总之，能节约的，小莲都节约了。她知道妈妈每天辛苦，照顾不到家，就学会了不少活：烧糊糊，炒菜，洗衣服，钉扣子，补衣服……她知道妈妈太累，地里有干不完的活儿，一放学就往地里跑，不是帮妈妈定苗，就是帮妈妈除草。
地里的活太忙时，吴梦香中午不回家，连午觉也不睡，一壶水，两个馍，就是午餐。有一次，小莲炒好菜给妈妈送去，母女两便坐在地头的林带里歇息。
“老师说，菜里有许多维生素，经常不吃菜，会生病的。”
“十天半月的，不吃没事。”
“可你经常不回来啊……”
“活太多，你别管妈，学习要紧，快回去睡午觉，下午还上课哩！——明天中午不许来！”
第二天，小莲又给妈妈炒了菜送来了。吴梦香说：“妈妈就忙这些天，明天再别送了，别耽搁了学习。”谁知，小莲没听妈妈的话，第三天又送了菜，吴梦香火了：
“说不让你送来，为啥还来？为啥还来？”
小莲委屈地哭起来。
“还哭？你每天作业都能做完？”
“做完了，妈……”
“做完了，考试好不好？”
“……还可以，那一次，几个阿姨见到你时，都说你瘦了……你每天这么凑合着吃，你要病了，咱家……”小莲哭了。
“傻莲莲，妈不是好好的吗。”吴梦香安慰孩子的同时，自己也泪汪汪的，“你每天别只挂着妈，要学习好，将来走出农场。学习一耽搁，就像妈这样，一辈子在这儿受苦，受人欺负。莲莲，你说农场好不好？”
“不好。”
“哪里不好？”
“当官的太坏，太凶，好怕人呀……”
吴梦香以为莲莲首先说的是农场穷，农场苦，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也恨当官的和怕当官的，就问：“你看到啥，还是听到啥了？”
“我们学校的同学都会打着拍子说：‘农场农场，没有太阳，连长连长，半个皇上。’我也不知道是谁说起来的。有一次，崔连长听大家拍着手这样说，就骂开了，说：‘狗杂种，你们都是反革命，要是前几年，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抓起来！’他告到老师那儿，老师就查反动话是谁说的。为这事，学校两天都没上课了。”
“莲莲，这事咱别管他，你既然知道当官的坏，咱惹不起，那咱还躲不起？妈这辈子不行了，没法，可你不能老在农场啊。就怕你以后在农场受苦不说，还受当官的欺负。现在别的事少干些，只管好好上学，对吗？”
“嗯，嗯 ……”
女儿就是希望。为了这个希望，她必须用体力和汗水对待经济的压力，用心力和韧性对付毁灭希望的压力，还要用女人仅有的防卫力去对付色狼的压力。
1984年夏天，晚浇水的棉花苗在烈日的烘烤下快要干死了，连里才给了一点水。往年浇水，是几块棉田同时进行的。浇水这活是男人干的，队上的男职工见她一个女人家不方便，就在一起放水的时候，帮她浇了。这一年，别人家都浇完了，而她的棉田又在末尾，浇到她的地时连里没水了，十天后再补水，没人顺便帮忙了，只好自己干。可是水放到地里，才浇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又没水了。她不知为什么，就在林带下歇息，心想再等一会儿，水就会放下来的。等了一个小时，水没流下来，崔仁忠倒来了。
“怎么样，浇完了没有，吴春妮？”
“你答应给水，浇着浇着咋没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答应给你的水，就一定会有的。”崔仁忠以施恩者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口吻说，“怎么样，包地真不容易吧？其实，这包地，说难也不难。”
吴梦香始终提防着他，只听不说。崔仁忠见她不吱声，以为她有所动摇——谁能一年接一年地承受那么大的经济压力啊，就接下去说：
“这难不难看是谁。有的人聪明些，就不难；有的人太死板，就要难。你吃亏就吃在太死板上了。其实，何苦呢？你也过得很苦。我这人不是不讲情份的人，谁对我好，我也对他好。只要……”
他那两只燃烧起欲火的眼睛望着吴梦香，吴梦香紧张地站起身。
“你别走，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要水，有的是水；要钱有的是钱；要好干的活，我给你……人活着，你还图个啥？……”
崔仁忠往前进逼，吴梦香步步后退……
这又是一个人们在午睡的大中午，况且在远离连队的野外。吴梦香手提铁锹，一面两眼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崔仁忠，一面后退。
咚——后退到一棵杨树上，崔仁忠就势扑过来，连杨树和她一起抱住，挤得她胸脯生疼，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他还把胸脯挤到她脸上，使劲磨擦……她无法还手，就势在崔仁忠的胸脯上狠咬了一口。
崔仁忠“啊”地一叫，松开了手，手摸胸脯，见衬衣已渗出血。他两眼射出凶光：“我不会吃这个亏的！”说罢，就又要扑过来。
吴梦香用铁锹尖对准崔仁忠：“你敢过来，我就敢劈了你！”
崔仁忠躲着，企图避开铁锹的尖头，一下子抱住她；吴梦香始终用铁锹的尖头对准对方，生怕给对方留下空子……这样耗下去，吃亏的肯定是女方，吴梦香的心咚咚直跳。
“妈——”
“妈——你在哪儿？”
是送饭的小莲来了。
“喂——妈在这儿！”
小莲提着饭进入林带。崔仁忠见有第三者来，气恨恨地丢下一句话：“哼，咱走着瞧！”
小莲望着走去的崔仁忠，打了个寒噤——这就是官，官好厉害，好凶呀。她回头看看妈妈，见妈妈瘫在地上，一动不动。
“妈，妈，你咋了？妈，你咋了？”
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哭了之后，第二天，吴梦香又带着小莲到张奎的坟上哭。她心里的一切，只有化作泪水，浇洒在张奎的坟上，让她心里的那个黑子知道。
这一年，她亏了1100元。这就是说，她辛辛苦苦干了两年，还欠连队两千多元。早几年，就是进劳改队，也得给饭吃。可是现在不行了，崔仁忠规定；亏损户要把所欠的款交回来，否则，停止供应口粮！
“呜——啊啊啊啊啊啊……”
“呜——啊啊啊啊啊啊……”
这曾被莫亦德逼出来的哭声——曾被视为闹鬼的哭声，凄惨悲切的哭声，由七十年代移到了八十年代，由那个农场移到了这个农场，回响在二十连的住区外……
这样的哭声，一周之内，出现在每一天的夜里。好心的人们出外找吴梦香，小莲也拉着她的手劝她回家。都来安慰她，说总会过去的。但是，光靠好心人的资助不是长法啊！
连续两天，听不到这样的哭声了。一天夜里，小莲睡醒时，突然发现身边没有妈妈。“妈，妈！”屋里没人答应。
她连忙穿起衣服，出门到处寻找。
月光惨淡，霜花满树，连队静悄悄，人们都在梦中。
每条林带都空荡荡的。
“妈——妈——”
吴梦香听到小莲的哭叫声了，已拴好的绳子举到空中，没搭到树上去，手软了下来，随之放声大哭：
“呜——啊啊啊啊啊啊……”
“呜——啊啊啊啊啊啊……”
小莲朝那哭泣声跑过去，抱住妈妈：
“妈，你不能这样啊！”她夺过妈妈手中的绳子，“妈你走了，我咋办呀，妈……”
第二天，吴梦香来到张奎的坟上，烧了一把纸，说：“黑子，你走得早，也好，在这阳世上也是受罪啊……黑子，我想跟你来，可是，莲莲还小啊。没法，你也管不了我娘俩儿了，你就在这里歇着吧。我去场里找那些官儿，看能不能救救我娘俩儿……”
她就怀着这种想法，来到场劳资科。她不认识任何人，就只好问谁是科长。有人指着个男人对她说：“那个矮个子，小方脸，戴眼睛的就是。”
“科长，我找你有事。”她说。
“找我？”科长抬起头扫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忙手里的事，同时问：“你是那个单位的，什么事？”
“我是二十连的，想调出去。”
“不行。”科长坚决地说。
“我在那儿过不下去啊！”
“为啥？”
“连长欺负我！”
“有这事？”科长这时才抬起头来，“欺负你？这也用不着调单位啊。是啥问题，就解决啥问题，该找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调单位，不行。”
“我实在是没法子呀。”
“你们连远一些，条件差一些，想调出来的人不少。都不想在那儿干，那个连队还建不建了？场里的基本原则是，二十连只准进人，不准出人，谁调出来，都得经过场长同意。场长不同意，我也不敢调。对吧？”科长说到这里，就做出要吴梦香马上离开办公室的表示。
“要调动，非找场长不行？”
“对，对，你找场长去吧。”科长已极不耐烦了，站起来让她出办公室。吴梦香刚一离开，他就关上门，忙自己的事去了。
她没找到场长，便找到副场长办公室。办公室人较多，她很拘谨地坐在众人之后。等了好一会儿，别人才把话说完，把事办完。副场长这时才发现办公室里还坐着个人，伸了一下懒腰，打了个哈欠，带着一副疲劳的样子问：
“你有事？”吴梦香还未回答，场长就接着说：“最好找的有关部门，好吧？啊？”
“我要找场长，场长不在，才找你。”
“有啥大不了的事要找场长啊？”
“劳资科长说，二十连的人要调动非找场长不可。我不是嫌二十连条件差，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吴梦香说着，就大哭起来。
“别哭，别哭，”副场长很不高兴，“有啥你就说啥嘛，好，好，你说吧，简单些，简单些。”
“我丈夫死了，我一个人拖着孩子过日子，可是，连长他……”
“你们连长是……是谁呢？”
“崔仁忠。他这人心眼坏，总想欺负我。我不答应他，承包时就给我分赖地，该浇水时就断我的水，整得我亏了两年……”
这个整人的“整”字，几乎是所有官场人最反感的字。副场长一听她说出一个“整”字，心里就被札得难受，气冲冲地打断的她的话：“你这个同志说话态度就不对了嘛！承包是改革开放，是党的政策，咋能叫整呢？你这可是对改革开放的态度问题啊。现在，很多职工对改革开放不理解，对土地承包不理解，一亏，就说领导整他。来我这里汇报这问题的多了，你又是一个。不能以这种态度对待改革开放嘛。对改革要满腔热情，要支持。新生事物嘛，里头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是前进中的题问嘛。还是回去吧，好好支持领导的工作，为咱场粮棉翻番多做贡献。啊？对吧？”
“副场长，你听我说，连长想霸占女人，谁不叫他霸占，他就在承包时坑谁，这也是改革开放吗？”
“有这事？”副场长表示惊奇，吴梦香就把崔仁忠多次想强奸她，特别是在地里浇水时对她的一切言行说了一遍，最后说：
“有这样的连长，我害怕，调不出这个单位，我活不下去……”
“你说的这个问题，属于纪检方面的了，不属我管的范围。不过，我可以给有关部门讲一下这些情况，让他们去调查落实。——这问题只有这样了，你看呢？”
副场长见吴梦香不走，还坐在那里哭，就补了一句话：“要不，你写份材料，向纪委直接反映，啊？对吧？就这样了，啊？”准备送客了。
吴梦香说：“副场长，连里还停了我家的口粮，我家两天都没揭开锅了，领导要是再不管，还要我们咋活呢？”
吴梦香说到这里，泣不成声，哭着哭着，竟没有了声音。原来是气病交加，加上饥饿，昏厥过去了。
副场长见人昏死在自己的办公室，才慌了，连忙打电话给场医院，要他们来救护车救护。在救护车没到之前，他把电话又挂到劳资科，训劳资科长不会处理问题，连下头一个“找事”和“闹事”的职工都挡驾不住，净给场领导添麻烦。医院救护车把吴梦香拉到医院，疗养了两天后，身体略有恢复，送回二十连。副场长终于得知二十连真的停发了亏损户职工的口粮，致使饿得昏死的人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认为给自己搞了难堪，出了大难题，就在电话上把崔仁忠训了一顿。这样，二十连的亏损户才有饭吃。但是，他说的对崔仁忠企图强奸妇女进行调查落实的事，却始终没有调查落实。
没办法，吴梦香只好支撑着，用汗水浇灌贫穷，用过度的疲劳对付艰辛，用缺乏营养的饭食维持坚韧的生命，用非常的心力抗拒一切压力，承受着一个女人所难以承受的痛苦。这样又过了两年，到了1986年，她有时感到右肋下有点隐隐的疼，极易疲劳，常出虚汗，就只好到场部医院看病。
医生摸一摸，敲一敲，又让她去抽血检查。一切诊断手段都用过之后，医生遗憾地说：
“你咋不早点来呢？”
“咋了？”她问。
“你一两年之前有没有发烧，以后又打不起精神，全身没有劲的情况？”
“有。”
“有没有不想吃东西，讨厌油腻的情况？”
“不想吃东西，有；家里很少见油，也不想。”
“以后有没有恶心，想吐，这里有胀的感觉？”
“有。”
“这种病早该治啊……”
“这是啥病啊？”
“肝炎已向……”医生怀着善意，吞下了一个病名。
“我！……”
“这种病不能多干活，在治疗的同时，还要好好的休息，注意营养……”医生为她开了张诊断证明，要她交给领导。
这是一种丧夫劳动能力的病。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沙山农场有规定：每月发给四十元生活费。
于是，吴梦香有了一项新的也是唯一的货币收入——每月四十元生活费。据说，这对她来讲，还算很不错的命运——要是没有这丧失劳动的病，继续让她承包土地的话，每年还得亏，连这每月四十元都没有。
这四十元，给一个人养病都不够，何况还有一个正上学的女儿呢？
1987年，十六岁的小莲初中毕业了，她不想考高中，说：“妈，听同学说，到沙河市打工，一月挣二百多块钱呢，我想去……”
“你胡说啥，你才十六岁，不好好的念书，光想眼前那几个钱，以后咋办？”
“那……”
“你上吧，妈一个月二十元钱给你。”
“妈……”小莲哭了，“我不，我不！”
“莲莲，咱家光买面粉就可以有饭吃。菜，院子里种一点，妈再养几只鸡，不缺吃。用不了那么多钱，你上吧。”就这样，莲莲上到高中毕业，即1990年，该像其考生一样进行冲剌了。
莲莲说：“考不考都一样。”
“为啥？”老师问。
“一来，我怕考不上，二来，就是考上了，我也上不成……”
“根据你历次的模拟考试成绩，只要临场发挥好，是没问题的。若一时有闪失，再复习一年，保证没问题。至于困难，再想办法。”老师说。
小莲眼泪汪汪地说：“我不是不想上大学，我很想上的啊，我想上出来，找个少和农场当官的打交道的工作——我怕农场的官，太怕了。以后我想离开这里当个医生。可是现在，大家再想办法，还是免不了拖累我妈，我不想拖累她了，”
老师说：“还是考吧，报名和全部花销，学校为你包了。你有希望，一来，对你三年来的学习是一次检测，就是考不上，算考区成绩，你也会给咱们学校争光的；你就是不为明年再考打基础，现在想去工作，有高考成绩也有好处——现在好多单位录用高中生都要以当年高考成绩作参考的。”
班主任老师不但对她这样说，而且还找到吴梦香，说服她让小莲去考。
小莲参加了1990年的高考。结果呢？她报考的医学院，就差一分不够。其他志愿又没填，落榜了。反正她没打算上，所以对此落榜，心里很平静，她痛苦和忧虑的是，如何挑起这个家的担子。
她这个面对现实的想法和一个意外的发现相结合，将要改变她的人生和命运了。
这个意外的发现是电视上的一个招聘启事：沙河市新建成的沙河商厦将全面正式营业，现公开择优招收录用营业员，并转正式工，月薪三百元……
她要为此而拼一拼。
老师动员她复读：“小莲，你这次分不低。要知道，医学院在第一批录取中，比其他好几个院校高三十分，你要报第一批中的其他院校，肯定走了。明年，即使是还报这个院校，稍微发挥得好一些，还补不上差的那一分吗？再上一年，学校免你的复读费……”
小莲说：“学校免我，大学可不会免我，我妈一个月四十元钱啊……我大了，我十九岁了，我该顾我妈了，我妈这辈子过得太苦了……”
拒绝了老师的相劝，小莲对妈妈说：“妈，莲莲长大了，莲莲该管妈了……”
吴梦香说：“妈该让你上大学的，可是妈命太不好，拖累了你……”
“妈，你让我上大学，还不是想出农场嘛。你别难过，你已经把女儿供出来了——我这次去沙河市，一定能考上！……妈，你让我去吧，咱家只好这样了……”
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自己在十九岁那年，不是也进行了无可奈何的选择吗？
自己那种选择以后的经历，就别提了，而女儿在十九岁这一年进行这样的择之后，命运如何呢？
吴梦香把家里仅有的四十元钱作为盘缠给了莲莲。莲莲带着简单的行兜，上了开往沙河市的汽车。
她望着车后扬起的灰尘，不安地想着，向远方望了很久，很久……
作者：汉纳雪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