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I公司標誌性的黃色送餐箱在澳大利亞的大街小巷越來越常見，但是被稱為「中國版UberEATS」的他們正面臨剝削員工的指控。

在澳大利亞學習英語的Kiet也是一名送餐員，在悉尼唐人街最受歡迎的餐廳跑進跑出完成一張張訂單。對一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來說，送餐員是一份靈活的職業，但很難說這是一份有回報的工作。他有時要等待很久才能有一張訂單，而且據他說每送一單的底薪只有6澳元，這意味著他工作一整天的凈收入還不到150澳元——低於澳大利亞最低薪資標準。

「有時候我要等一到兩個小時，」他告訴SBS News，他還說有時不得不冒險在交通繁忙的道路上騎車。「我沒有任何的保險。所以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無法索賠。這份工作真的很危險。」

EASI集團的送餐服務覆蓋澳大利亞多個城市，Kiet收到的就是用戶通過「悉尼送餐」平台下的訂單。該集團的App已經有20多萬次的下載量，旗下送餐員標誌性的黃色制服同其他大型送餐公司UberEATS和Deliveroo一樣在澳大利亞的內城區很常見。

但是共享經濟的批評者說，大型互聯網送餐公司有爭議的做法已經引起員工的抗議、媒體的關注和法律訴訟，然而類似做法正被一些規模較小的運營商使用，這些運營商仍未引起關注。

Transport Workers Union國家幹事托尼·謝爾登（Tony Sheldon）說：「由於一些運營商規模較小，他們存在同樣的剝削行為，但與那些規模較大的運營商不同，他們沒有被發現。」

送餐員通常是以獨立分包人身份加入的，這種做法受到了審查和批評，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沒有得到僱員應得的待遇，如合法工資、退休金和工人補償。

6月，公平工作專員署對總部在柏林的Foodora提起法律訴訟，指控該公司不當用工導致工人工資過低。

ACCC也已經對UberEATS的行為和合同條款展開調查。

本月，公平工作專員公署放棄起訴Foodora，因為該公司自發進行了整頓。

儘管Foodora決定退出澳大利亞市場，但該公司仍因在三月份解僱一名員工而被單獨起訴。

謝爾登先生說：「Foodora因被追責而離開澳大利亞，該公司在澳剝削工資，並欠了政府大量的稅。」

他說，「現在在我們主要城市運營的規模較小但相當重要的公司」正在實施類似的做法。

為了賺更多的錢，來自中國的打工度假者李（Lee）女士同時是UberEATS和EASI集團「墨爾本送餐」服務的送餐員。

全職工作的她有時一周能凈賺800澳元——雖然這一數額略高於最低工資，但她通常的收入是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

她的前24份訂單收入用於支付墨爾本送餐的電動車每周180澳元的租金，她說這筆費用「太貴了」。

但是「與中國餐館相比，這個工資並不太差，」她告訴SBS新聞。

Lee從墨爾本送餐用戶那裡收取現金，從UberEATS用戶那裡使用銀行轉賬來獲得送餐收入，她承認自己對納稅的義務一無所知。

Lee說她主要關心的是道路安全。與UberEATS不同，墨爾本送餐不為送餐員提供保險。

「有時我差點被車撞，」她說，「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為澳大利亞人開車很快。」

她說，她希望這些公司能夠更加關注安全問題。她還講述了另外一起事件，有一次她被困在公寓樓梯間，手機在那裡沒有信號，因此她沒有辦法求助。

在一份聲明中，EASI集團否認了虐待員工的指控，稱送餐員是分包人而不是僱員，因此他們應自行解決保險問題並履行納稅義務。

由於送餐員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時間，也可以同時在其他公司工作，「他們的收入能力不僅限於為我們提供服務，而是與他們的工作時間直接相關」。

公司發言人說，該公司不知道自行車租賃成本的事情——這是可選的——因為這是由分包人管理的。

「在為我們公司提供服務之前，分包人會收到嚴格的公司政策並接受培訓（無論是課堂上還是路上）。」

UberEATS發言人表示，所有送餐員在註冊時都會獲得安全信息，並打算強化這種信息在應用程序中的呈現方式。

她說：「人們以前很難找到適合你生活方式的靈活的工作機會，而我們的合作夥伴告訴我們，Uber能夠提供這種靈活性——你可以隨時登錄和註銷——這對他們有所幫助。」

來源：SBS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