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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流星，也曾照亮过地球的夜空，纵然转瞬即逝，他亦曾有过一段辉煌。
一
小何出身名门，父亲是大资本家的儿子，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小何生不逢时，五十年代出生的他，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了“狗崽子”。
小何1968年初中刚毕业，就同二十多个知青从广州上山下乡来到宝安县插队。
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用单车把知青接回村里，称他们做“毛主席派来的新社员”。
大队干部看过小何的档案，知道他“出身名门”，都在暗地里叫他“狗崽子”。
小何自己则谦虚地在生产队的欢迎仪式上慷慨陈词，说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人民公社的新社员”。
那年头，农村穷得丁当响。小何和其他知青在一间破屋睡了一晚以后，贫下中农就配给他们锄头、铁铲、犁耙，教他们插秧、施肥、割稻，要把他们培养成一代新农民。
小何下乡接受了再教育后才知道，肥料对于农民非常重要。为了肥水不流别人田，他得学会“忍”功。在出远门的时候，宁可憋到脸红脖子粗，也要把那泡尿撒回自己家里，浇到自己的自留地上。
为了更有效地积肥，小何用几块砖头在门前搭起了一个粪坑，每天坚持把自己吃进肚子里并已完成消化过程的午饭和晚饭排放坑内。但很多时候，当他一大清早起床要把这些积下来的肥料挑到自留地时，才发现自己的胜利果实早已成了邻居那条黄狗的早餐。
自己一个人生产的有机肥毕竟有限，小何只好在每日黎明时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挑着粪桶，跟在村民后面，到附近的镇上去买尿。农民伯伯在前面走，小何在后面跟着。农民伯伯在前面放声大喊：“买尿——”小何觉得买尿丢人，不好意思大声叫，便跟在后边低声嘟囔一句：“我也是——”
二
小何为了表现自己不是一只“狗嵬子”，时时事事处处都尽量表现出自己勤劳、老实、听话，争取努力成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小何的父亲解放前“按资取酬”，有钱有势。解放后，资本家当不成了，只能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323元8角，另加3元9角8分的股息。小何的母亲自小娇生惯养，原以为嫁个资本家可以享清福，没想到嫁了这个老公后没两年便世道大变，她的人生亦一落千丈？俗语云：家贫是非多。小何的父亲与小何的母亲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龃龉，小何的父亲骂她 “十恶不赦地主女”，小何的母亲则回敬他“罄竹难书资本家”。小何家里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这样天天斗个你死我活没完没了，令小何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没有好印象，有时反倒想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徒，但由于他家里的阶级成份太复杂，共产党没有让他的愿望成真，没有接受他这个由资本家和地主女结合产下的“狗崽子”。
三
小何浑身长满了音乐细胞，但这些细胞都不是他父母给的，他的音乐细胞只能算是“后天培育”。小何所受到的音乐熏陶源自他的大姐和大姐夫。小何的大姐是歌舞团的女高音，大姐夫则是男低音，这对夫妻在家中天天争吵，一高一低，一唱一和，不但培养了小何的音乐爱好，也提升了他的普通话水平。
在姐夫和姐姐的影响下，小何自小便受音乐熏陶，后来师从一位知名的手风琴演奏家，学会了拉手风琴。
四
小何的买尿生涯不长，正是因为他有手风琴这一技之长。
在农村接受了一年“再教育”后，小何就被抽调到县文艺宣传队，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下子变成“教育人民大众”的文艺战士。
小何在文艺宣传队里既担任独奏，又兼任伴奏，一晚不停地拉。为了实践“一专多能”，小何还要表演舞蹈和快板，但他天生不是跳舞的料，在舞台上老是站错位置，因而常遭其他演员的“拳打脚踢”，最严重的一次是被人一拳击中鼻梁，鼻血喷涌而出，顿时血流满面，在台上“定格”了好几秒钟，几乎晕倒在舞台上。
五
小何的嗓门大，中气足，穿透力强，又能操粤语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因此，公社每逢开大会，都要小何登台领呼口号。领呼口号是一件既光荣又极冒风险的事儿，因为在台上一呼百应确令人豪情满怀，可是，那时候的口号不是“打倒×××”，就是“×××万岁”，一不小心，很容易喊错。（曾有一个在当时红得发紫的“司令”，在领呼口号时一不留神，把“XXX万岁”喊成“打倒XXX”，结果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最终成了现行反革命）因此，小何在领呼口号时绝不敢开小差。小何在乡下喊了一年口号，效果极佳。调到县宣传队后，县革委会发现了他的“特异功能”，便量才而用，凡开群众大会或宣判大会，都点名指定要小何带头高呼口号，有时竟要连呼半个小时。由于长期大喊大叫，小何竟然因此喊出了一身硬功夫，喊出瘾来了。文革结束后，小何没有机会喊口号了，喉咙痒得发慌，只好把家里的录音机音量放至最大，然后放声大叫，害得住宅区的保安员以为他们家发生命案，经常破门入屋打算救人。保安员破门之后，方知啥事也没有，只是小何“喉咙痒”而已。从此以后，只要小何一打开录音机，就会被保安员闻声赶来喝止。
后来，小何变成了大何，大何又变成老何。老何也从当年的狗崽子新社员变成一家商贸公司的何经理，每次对属下员工训话时，他年轻时练就的硬功夫又有了用武之地，他的“嗓门大，中气足，穿透力强”又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作者：周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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