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Adobe Stock）
文/清箫
1644年十二月，一个名叫穆虎的男子自北方南下。他是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仆人，当时家主不在他身边。意想中，只要够低调，他这一路上应该不会碰到什么惊动全国的大人物，尽管北方兵荒马乱，清军与大顺军打得如火如荼，但满清暂未将矛头指向南明，所以越往南走越安全。
然而，大事还是被他碰上了。
南下途中，穆虎偶然遇到一位少年，此后两人结伴而行。傍晚歇脚时，该少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脱掉了身上的外衣。穆虎定睛一瞧，大吃一惊，这少年衣服上竟织有龙纹！
此时距明朝北廷灭亡已有九个月。衣有龙纹，流落民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穆虎急询问少年身份，他起初答道自己是大明某王子，但之后又改口说，自己其实是崇祯皇帝的太子！
无论是真是假，这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穆虎于是带他到南京找高梦箕辨认。高梦箕也没见过太子，只能透过其他途径识别。该少年在南京望见明孝陵时，伏地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其身份依然可疑。因此高梦箕将他留下详谈。
二人说话间，每聊到先帝崇祯，该少年都哭号不止。高梦箕问他：“闯贼（李自成）攻进宫内时，是怎么称呼你的？”该少年顿时涕泪交下，说李自成羞辱他。对于宫中之事，他也能娓娓道来。
高梦箕逐渐相信他是太子，但依然没有充足的证据，不敢贸然，便将这少年悄悄藏在杭州宅内。不料，该少年到达杭州后相当高调，“每酣饮则狂呼，间大言阔步”（李清《三垣笔记》）。民间一时对此议论纷纷。高梦箕非常害怕，于1645年正月上疏将此事告知南明朝廷。
弘光皇帝得知后，急派内臣追回该少年，并命令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昔日东宫讲官前去验证。三月二日，弘光帝面谕群臣，说：“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扶养优恤，不令失所。”（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
王铎曾担任崇祯太子朱慈烺的教官，自然熟知太子面貌，真假一见便知。看到该少年时，王铎立即断定是假冒太子。他说，先帝太子大眼方额，昂首厚背，走路端庄，立度肃穆，和这少年截然不同。
此外，讲官刘正宗、李景濂说：“太子眉长于目。”（《三垣笔记》）又据西宫袁妃描述，太子有虎牙且脚下有痣。再验看该少年，没有一个特征符合。
据明末儒学大师黄道周记载，当时关于该少年假冒太子一事，弘光朝廷各官员没有异议，“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
既已被拆穿，该少年跪地大哭，承认之前撒谎，称自己真名叫王之明，被人玩弄，有人诱导他如此行骗。
这小孩原是个顽童，是前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难怪了解许多宫中之事。那么，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王之明假冒太子呢？尽管当时天下大乱，南明只占据半壁江山，但这样做依然有杀头的风险啊。
有一些史料称，王之明假冒太子其实是穆虎自导自演的骗局。据黄道周的记载，王之明因途穷而依附穆虎，想逃到南方苟活，穆虎认为该少年身上有利可图，所以撒谎。此外，应廷吉《青磷屑》也记载，高梦箕的仆人明知该少年不是太子，但故意设计，唆使该少年冒称太子，之后向高梦箕谎报。另据《三垣笔记》记载：“跽地乞怜，自云王昺孙之明，非太子，为穆虎所教”。
真相果真如此吗？对弘光皇帝而言，谁是主谋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眼下最棘手的是舆论风浪，对外越说是假太子，越显得可疑。对弘光帝不满的文武官员和百姓议论纷纷，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弘光帝不敢杀这个假太子，因为一旦处决，外界一定会质疑他灭口。
笔者在第二回讲到，弘光继承皇位本身就充满争议，他是被马士英和四镇黄袍加身的。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反对福王（弘光）继统，而且史可法等南京高层后来决定要迎接桂王。假如太子朱慈烺就在南京，皇位自然轮不到弘光、潞王、桂王，诸文臣也不会争来吵去。伪太子案的出现再度将继统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矛盾再度激化。
围绕弘光的继统问题，几乎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两起大案——大悲案、童妃案。三起案件合称南渡三案，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有共同的政治背景。
伪太子案引发的轩然大波不仅包括流言蜚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影响——成为左良玉叛变的借口。
崇祯皇帝在位时，左良玉已近乎独立军阀，但至少名义上服从崇祯。崇祯死后，左良玉更加肆无忌惮，他麾下的军队势力强大，又处在武昌战略重地，位于南京上游，如果他忠于南明，将是保护半壁江山的重要屏障。《明史》记载，左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可见其雄师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左良玉虽跋扈，但颇擅长打仗，有智谋。
然而他从弘光继位之初起就对这个新朝廷不满，勉强表示拥戴，尤其得知弘光宠信马士英后，更加不快。虽然马士英不是什么好官，但左良玉的动机也不是为公。
1644年六月十八日，监军御史黄澍痛斥马士英。返回湖广后，黄澍仍忿忿不平，敦促左良玉“清君侧”，此时左良玉尚在犹豫，没有答应。但不久后，“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明史》卷273）。可见左良玉反叛前，黄澍煽风和伪太子案是两个重要导火索。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军顺长江东征，战船列队长达二百馀里。但他此时已患有疾病，且不久后病情加剧。到达九江时，他邀总督袁继咸上船，从袖中取出所谓“太子密谕”，逼袁继咸加盟。
袁继咸当即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先帝旧德不可忘记，圣上新恩不可辜负！”并向诸将领下拜请求停战，为百姓著想。随后，左良玉依然试图蛊惑袁继咸。
袁继咸返回九江城后，叮嘱部下务必坚守，绝不许左军进城。但他麾下一部将已经叛变，趁夜放火烧城。眼看左军攻进城中，袁继咸悲痛不已，正要自尽，却被左良玉部将劫上船。袁继咸决心一死，跳入江中，被左军捞起，之后再跳，又不成。
左良玉继续劝他加入“清君侧”的队伍，协助调兵。无奈之下，袁继咸不再自尽，和左军达成沿途严禁杀掠平民的约定。
就在此时又发生一起意外：四月初四，左良玉突然病死于船中。其子左梦庚代替管事，诸将领秘不发丧，继续拘禁袁继咸并向南京进军。
南京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的情报后，登时陷入恐慌，此时南明正遭受左军和清军两面夹击，既要抵御外敌又要应付内战，十分被动。清军由于已经击败李自成大顺军，所以现在有足够精力攻打南明，四月初五清军多铎部自归德府南下，势如破竹，四月十三日就渡过了淮河。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刑部侍郎姚思孝向弘光帝建议，左军不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应该将重心放在江北，对抗清军，不可调走江北兵马。弘光帝也表示赞同。但这时马士英勃然大怒，跳出来指著姚思孝的鼻子痛骂。
按理说姚思孝的建议是相当明智的，马士英为何如此恼怒呢？因为左军所谓“清君侧”就是奔马士英人头来的，他认为跟清军还有议和的选项，但若左军杀来，自己必死无疑。国危之际，马士英罔顾大局，怂恿弘光帝命令史可法调兵过江。
史可法奉命过江，突然前线来报，黄得功已击败左军，所以没必要再抽调兵马。史可法请求入见弘光帝，希望说明现在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清军，万万不可从江北调走大量兵力。然而马士英利欲熏心，又怂恿弘光帝下旨拒绝召见史可法。
怀著失望悲痛的心情，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向南跪地八拜，放声恸哭。
南京的未来仿佛笼罩于无尽乌云之下，不愿预见，也不敢预见。
此前左良玉还在世时，眼看大顺军逃到湖北襄阳一带，进入自己的范围，他既不守武昌城，也不敢迎战大顺，却也不投降大顺，而是向东对自己人开刀。儿子左梦庚不单继承父业，也继承父胆，反叛南明时大军气势汹汹，看到清军南下时又不敢对抗，干脆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投降。之前怂恿左良玉叛变的黄澍也降了清。
与此同时，袁继咸作为左军船中“囚徒”，被裹挟进入清军营中。袁继咸誓死不降，执意效文天祥从容就义，提笔写道：“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义，惟有矢文山之节，以一死报二祖列宗，且不敢负所学也！”（《六柳堂遗集》）
袁继咸原本不愿见清军头领，后来被强押到英亲王阿济格面前，但坚持长揖不拜。
阿济格再三劝他归降，并许诺继续让他做九江总督，可保前程似锦。袁继咸断然拒绝，最终英勇殉节。
南明弘光政权许多兵将要么死于内乱，要么望风而降。早在1645年正月就发生过一件荒唐事，镇守睢州的总兵许定国暗中勾结满清，大摆宴席引诱高杰进城，趁夜将其杀害。高杰的部下为报仇和睢州军队展开厮杀，一片混乱，许定国直接渡河降清。黄得功见高杰已死，还想将高杰兵马占为己有。史可法闻讯后大失所望，尚未平贼雪耻，内乱先死一波，还要耗大量精力稳定军心。三月，左良玉叛变又雪上加霜。如此怎抵挡得了清军南下？
四月清军南侵途中，明军或望风投降，或战败身死。据《青磷屑》与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四月十一日史可法赶到天长，准备调兵援救盱眙，而且自己“单骑当先，不避风雨”。忽然听闻“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方将岩败殁，总兵李遇春降”，局势万分危急。于是史可法在短短一日夜内冒雨火速奔到扬州，甚至顾不上吃饭。
扬州城内人心惶惶，有人谣传许定国率大军将至，要歼灭原高杰部下。四月十四日，原高营兵斩关夺门逃出，牲畜舟楫全被抢空。
史可法下令各镇速来救援，然而各镇“皆观望不赴”。但相对欣慰的是，刘肇基与何刚带一部分明军进城，愿与史可法共守扬州。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这座曾见证大明皇朝二百馀年繁华的古城，此时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史可法、刘肇基与何刚誓与扬州共存亡。
请见下回：忠胆流芳梅花岭，英雄就义扬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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