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签证（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读者有时候会认为澳洲人道保护签证祇给予“难民”，只有在所居住国家发生战乱及天灾才能符合资格申请？笔者这一周介绍一位美国人如何成功获得澳洲人道保护签证。
背景：
申请人是美国公民，出生于海外。他于2015年12月持有游客签证抵达澳洲。他于2017年3月17日申请了保护签证866。
保护签证申请：
上诉申请人的代表向AAT上诉庭提供了申请人在2017年9月15日的拒签决定纪录。决定纪录中包含了以下相关信息：
申请人于2016年1月申请了“孤儿亲属”签证。移民官以申请人的母亲没有因健康状况受到严重影响而无法照顾申请人为由拒绝了签证，并且不接受申请人的父亲“已故，残疾或下落不明”的说法。
在确认移民官的决定时，AAT上诉庭认定，由于申请人的母亲照顾著申请人的年幼同父异母的弟弟，她并不是无法照顾申请人。上诉庭指出，澳洲红十字会曾试图寻找申请人的父亲，但未能成功，因此仅关注申请人的母亲照顾申请人的能力。上诉庭指出，与申请人一起居住的姨妈（母亲的姐妹）并未采取领养申请人的措施，这种做法绕过了必须通过国际领养程序满足的某些法律要求，并确保澳洲履行其在《关于保护儿童和在跨国领养方面进行合作的海牙公约》下的义务。
最终“孤儿签证”申请被拒绝，申请人的姨妈便转变方向，为他申请人道保护签证866并提供支持证据包含在申请中。以下是申请人的保护申请摘要：
申请人于2015年12月抵达澳大利亚，目前与他的姨妈住在珀斯。他的姨妈是一位与丈夫和孩子在澳洲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
申请人的姨妈，得到西澳的教会帮助，在2016年8月向澳洲法庭申请并获得申请人的监护权。申请人的母亲曾在居住国（海外）拥有申请人的监护权，但在罹患乳腺癌并病重后无法再照顾他。
申请人出生于海外，但并非当地公民，因为在当地的法律，国籍取决于父亲，而申请人的父亲是美国公民。申请人获得了父亲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持有美国护照。
申请人没有合法返国（母亲居留的国家）的权利，被视为外国人。申请人需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当地，且没有人可以照顾他，因为他的母亲没有能力也不会接收他的监护权。
申请人不知道父亲的下落，因为自从父亲在2007年离开母亲以来，他们没有联系过。申请人在美国没有任何亲人可以照顾他，他将被迫进入寄养或其他照顾系统，这将对他造成严重伤害。
其移民官于2017年4月11日拒绝了其保护签证申请，理由是申请人不符合《移民法》第5H(1)条对难民的定义，并且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将申请人遣返回接收国将面临实际危险。
申请人对移民官的决定提起了AAT上诉申请。
AAT上诉申请：
申请人在上诉的复议过程中聘请了一名移民法律代表，其代表为申请人提交了以下陈述，即如果他被遣返回美国，将面临无法挽回的伤害的风险，考虑到这些原则，特别是关于照顾安排、申请人自己的观点以及他在澳洲的融入程度，有以下原因：
申请人的叔叔（澳洲红十字会为申请人联系上其居住在海外的父亲弟弟）无法或不愿意照顾他。此外，申请人不认识美国的任何亲戚，他们也没有与他相同的文化背景。其法律代表认为，这些因素使得这种照顾安排不适合且可能对申请人造成伤害。
申请人希望继续由他的姨妈及姨丈照顾。
申请人现在已经融入了澳大利亚社区。他就读于西澳的学校，在那里有著重要的社交、体育和社区联系。代表认为，如果他被遣返回美国，这些联系将被断开，对他的福利和发展将造成严重损害。
进一步提交的是，将申请人遣返回美国将对他造成情感和心理伤害，构成了“无法挽回的实际伤害风险”，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a）和《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7条的规定；并且这与《移民法》中的法定定义一致，因此构成了重大伤害。
AAT上诉庭认可了这些观点。根据面前的证据，上诉庭得出结论，申请人个体上面临的“无法挽回的伤害”风险达到了法定门槛。
考虑到第36段中列出的因素，以及上诉庭面前的全部证据，申请人因其与美国一般人群有所区别的特点而面临不同待遇的风险。
因此，上诉庭认定，澳大利亚对申请人承担保护义务，并符合《移民法》第36(2)(aa)条的标准。
AAT最终裁定：
上诉庭将此案件发回给移民部重新审议，并指示申请人符合《移民法》第36(2)(aa)条的要求。
这位美国人最终获得保护签证866。
读者可以查看我公司的纲站（stanleyimmiandlaw.com.au)里面有我在2011出版的移民法律介绍一书，虽然过时，但可读性高（签证的名字虽然改了，但条文内容没有大改变），特别是许多案例及文章，可以作为移民澳洲前的指南。
以上专栏是由澳洲移民法律谘询Stanley CHA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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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ost was last modified on 2023年6月26日 13:14
中华民国（台湾） 卫生福利部薛瑞元部长 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薛瑞元部长 历时三年的COVID-19大流行，不仅造成众多生命消逝，加剧各种健康不平等现象，亦导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持续影响，显示既有的全球卫生治理架构并不能有效因应全球卫生安全危机。虽然COVID-19疫情不再是“国际关注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PHEIC）”，国际贸易与经济活动几乎已恢复正常，但如同世界卫生组织（WHO）所不断提醒的，“X疾病（Disease X）”大流行的威胁仍近在眼前，各国政府应共同提升全球卫生治理及全球卫生安全。 WHO与许多国家在COVID-19疫情的中期就开始进行检讨。针对现行国际卫生条例（IHR）在此次危机应变所暴露出的局限性，未来该条例的条文将据以调整，包括强化监测通报与分享机制、提升应变量能、调整PHEIC型态及宣布门槛等；同时新的大流行病协定（Pandemic Agreement）也在积极讨论中，期待借由制定新的全球疫病治理框架，纳入问责制、透明度、公平性，做为全球因应下一波大流行的规范依据，并有望于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 我国虽非WHO会员国而无法直接参与IHR (2005)条文修订或新的大流行病协定起草，但依然热忱地关切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内容与进度。因为我们亟欲分享自身的抗疫经验并与其他国家学习交流。台湾是最早觉察疫情风险并快速采取应变的国家，同时积极与国际伙伴分享资讯，秉持公开透明原则取得人民信任，从而使得防疫政策顺利推动；面对大规模疫情，我们在疫苗取得、医疗资源配置、科技工具运用、人权保护与不实讯息因应等面向，未来也将寻求精进。 我们强力支持IHR (2005)修正条文及新创之大流行病协定的通过与实施，并呼吁WHO将台湾纳入这两项文件的签署方，共同监测新兴病毒株，通报及分享病原体检验资料、疫苗或抗病毒药物研发及临床试验结果等，为因应下一波大流行预作准备，共建具有防疫韧性的国际社会。 我们呼吁WHO支持台湾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台湾坚定维护台湾的承诺，以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原则参与全球卫生安全网络，并与WHO合作，填补全球卫生安全挑战的地理空白，建构更全面的全球卫生架构。 WHO全民健康经济学委员会发现，至少有140个国家在宪法中承认健康是一项人权。然而，各国并没有推行法律来确保其人民有权获得健康照顾。台湾致力于实现全民健康覆盖。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持续精进卫生医疗专业、整合布建社会福利资源，借由加强初级医疗、全人口腔照护、推动心理健康促进方案、强化社会安全网、并建构敏捷韧性医疗照顾体系，以防治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建构健康支持的环境，同步提升全人全程健康环境。台湾并致力于与世界分享达成全民健康覆盖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 2024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我的健康，我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设定这个主题是为了捍卫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医疗服务、教育和讯息，以及安全的饮用水、清洁的空气、良好的营养、优质的住所、体面的工作和环境条件以及免受歧视侵害的自由。 台湾一直以来透过政府或民间力量与友我国家及国际组织协力，协助国际社会实现健康权。我们在南太平洋小岛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在海地协助改善地震灾区妇女及孩童的营养状况；在罗马尼亚协助建构乌克兰难民援助组织工作人员及难民妇女儿童的社会心理支持能力；在加勒比海地区协助提升因应气候变异调适能力；在肯亚协助提升卫生机构基础供水与卫生可近性；在菲律宾、日本、夏威夷、土耳其、印尼等地发生的不幸紧急灾难事件中，提供所需灾后复原或重建协助，期能协助灾民安度人道危机。…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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